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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俊生:市场经济不必设定增长目标,“消解权力”才能“限制权力”|《财经》论衡

来源:一六新闻网 作者:一六新闻网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7-22
摘要:朱俊生:市场经济不必设定增长目标,“消解权力”才能“限制权力”|《财经》论衡,

(原标题:朱俊生:市场经济不必设定增长目标,“消解权力”才能“限制权力”|《财经》论衡)

市场经济不必设定增长目标,通过法治与产权保护释放企业家的创新活力,“消解权力”才能“限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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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GDP增长目标的关注,从方法论上说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整体主义的“陷阱”,这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合法性。图/视觉中国

朱俊生/文

最近,我的同事赵昌文研究员和朱鸿鸣副研究员出版新著《持久战新论——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战略》。这部著作的主题是回答未来五年到十年,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为什么需要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以及如何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

在认识层面,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作者批评了经济崩溃论和经济反转论,认为中国是较强后发优势、较强体制可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欠佳的组合,需要以持久战的视角看待未来经济增长前景。在实践层面,作者探讨了一整套克服当前困难争取经济向好的战略战术,包括:坚持增速阶段论,以短期换长期;打好歼灭战,彻底治理经济污染;维持体制可改革性,释放后发优势;塑造有效政府,依靠有为干部;在全球视野下坚持持久战。

著作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构了“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与政治-经济生态”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叙述逻辑,并一以贯之,自成体系。第二,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意识都非常强烈,直面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短期增速目标以及当前政策选择的诸多争议,进行不同观念的辨析。第三,富有历史感。将当前的经济增长战略放在历史的较长维度进行考察,一些章节颇具历史分析的意味。第四,宽广的国际视野。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放在世界的维度考察,但又不简单套用国际经验,分析非常细致。第五,对同类大量代表性研究进行了驾轻就熟的梳理,理论运用广泛并富有深度。

作者提出,要以彻底治理经济污染、实质性推进改革,而不以维持较高的短期增速为主要目标;中国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甚至改革往回走,是体制可改革型的丧失,为此要增强中国经济体制可改革性;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和去资产泡沫,重塑社会报酬结构,增强企业纵向流动性,释放企业家的创新活力,以建立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等。

对此,我都深以为然。以下对著作中涉及的一些主题作进一步探讨,希望有助于加强对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和规则的重视及相关讨论。

市场经济不必设定增长目标

作者基于“持久战”的视角,坚持增速阶段论,以短期换长期,即将“十三五”划分为“前低后高”两个阶段,以6.5%这一2020年翻番目标所隐含的必要增长率为基准,调整阶段的增速目标可以甚至应该低于6.5%,恢复阶段则高于6.5%。即关于短期增速目标,作者反对必须坚守6.5%底线的政策取向,但不反对增速目标本身,而是主张可以先“退一步”再“进两步”。相应地,在当前的政策选择上作者建议以收缩性的结构调整优先。这样的政策主张对于当前推动调整、修复经济生态具有积极的意义。但问题在于,市场经济是否有必要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呢?

首先,以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具有一定的缺陷。首先,GDP不等于财富,也不等于财富的增长。原因在于,GDP反映的是总产出,而没有体现投入,不能反映剩余。同时,GDP统计也没有反映资源环境的损失。因此,很可能为了追求GDP的增长而不计成本与不计环境污染,付出很大的代价,结果反而造成财富的减少。因此,GDP增长目标本身具有很大的误导性。正是基于此,阿马蒂亚·森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框架,改变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阐述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即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众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它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泛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换言之,正义、权利和基本自由诉求与GDP的增长在发展战略中至少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其次,对GDP增长目标的关注可能会导致对市场经济本质理解的偏差。市场经济的本意不是经济增长。正如朱海就老师所言,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整套维护个体正当权益的制度和规则,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维护这套制度和规则,保障无数的个体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市场经济不是经济增长的手段,相反,经济增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如果将经济增长的整体目标强加到个体头上,则意味着限制了人们对他们自己目标的追求。因此,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似乎不应该是经济增长目标本身,而是如何矫正和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和规则。如果将市场经济理解为保障个体权利的制度和规则,则提出任何经济增长目标都可能是多余的,因为在追求好的制度这个目标过程中,经济增长将是自然的结果。

再次,经济不存在GDP总量目标。在布坎南看来,经济的本质是一种无目的的秩序,即无数追求各自具体目标的参与者以交易为形式进行互动,并在由此形成的秩序中实现各自追求的目标。因此,在互动秩序之外不存在某个超越性的总体目标。正如布坎南所言,“我们根本无需为整个经济或政治代理人设想出一种支配性的或大家一致同意的目的或目标,而一些政治代理人竟擅自承担起促进实现这种目的的责任。”既然经济无目的,对经济评价的指向只能是交易参与者遵循的规则及其形成的秩序,而不能是GDP这样的经济的副产品。显然,GDP增长目标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引导”经济达到更加令人满意的总量目标水平,而忽视了经济秩序形成的制度和规则。

最后,对GDP增长目标的关注是以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取代了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关注GDP增长目标,事实上是以“总量的数据”去替代经济秩序形成中无数参与者的“个体的感受”,从而忽视了“个体”及其“感受”,在方法论上以整体主义取代了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关注的是国家的最优,国家被视为单一的行动主体,构成国家的无数个体被忽视,这使得其忽视了经济秩序形成的制度和规则。而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则关注经济中具有不同主观偏好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因此,哈耶克指出,经济学不是关于参与主体有意识的最大化的行为,而是关于无数行为互动带来的非意图的结果及其背后的规则与制度。

责任编辑:一六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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